我的父亲秦邦宪

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我的父亲——39岁的博古（秦邦宪）参加完政治协商会议后，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遇难。

他24岁就登上中共权力最高峰的政治人物，曾有过炫目而短暂的辉煌，在其走后的60多年里，依然是历史话题中的核心人物。毛主席也多次谈到他。

24岁跻身最高领导者

1925年9月，父亲进入上海大学读书，一个月后加入共产党。第二年10月，他赴苏联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取俄文名“博古诺夫”。1930年5月回国后，他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

在写文章发表时，他曾用过“伯虎”、“卜古”等笔名，直到1931年才固定用“博古”。

1931年，由于叛徒出卖，许多共产党人被捕，中共党组织被破坏。9月初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父亲住处，告诉他说，因为上海形势紧张，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任军事部长，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父亲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就这样，24岁的父亲成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者。

28岁退出最高权力中心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父亲当选为总书记。不久，长征开始，父亲与周恩来、李德组成“军事领导三人小组”，其中父亲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1935年1月，父亲主持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有几项重要决定：增选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确定周恩来为“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毛主席又被确立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虽然父亲仍保留着总书记头衔，但事实上已经失去领导权。

2月5日，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找到父亲说：“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会耍政治手段，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主席，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主席领导。”父亲听罢，认为周

恩来说的有道理，非常爽快的交出了自己的权力，只担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等职。

信任毛主席的军事指挥

如果说父亲早期还对自己的指挥权被剥夺有一些想法，到了后来，他则完全信任毛主席的军事指挥，并发自肺腑地支持他。当张国焘要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时候，还曾经找过我父亲，反复强调说遵义会议不合法，但是父亲没有动摇。后来毛主席向周恩来说：“秦邦宪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之后，10月27日常委分工，毛主席半开玩笑地说：“1934年秦邦宪没有处理我，叫我当苏维埃政府主席，五中全会又提名我当政治局委员，这次我提议他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周恩来拍手赞同。

写检查书自认罪孽深重

我上初中时，历史课老师总是提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错误。虽然我那时还不懂什么叫“左倾”，但知道爸爸是犯了错误的，对父亲的事情，潜意识有种逃避心理。

父亲曾一度对遵义会议有意见，认为自己当时没犯什么错误，路线上如果有问题，那是共产国际来负责的，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要听共产国际的话。直到1943年，党的“七大”召开之前，他才真正认识到遵义会议是正确的。

妈妈曾多次告诉过我：你父亲因为不懂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走了段弯路，但是后来他认识到了，并勇于承认错误，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给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就是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

在延安整风的时候，父亲被整得非常厉害。父亲认为自己可能活不下去了，妈妈只好经常陪着他，给他化解，让他放松。我手里还有一份父亲在1943年向中央政治局写的检查，里面有诸如“罪孽深重”、“脱小资产阶级之胎，换无产阶级之骨”之类的话。

父亲内心肯定也有他的委屈。我想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共产国际你不能不听，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某些不切实际的遥控和“命令”，让中国革命吃够了苦头。

国民党制造空难之谜？

“四八空难”发生后，新华社当年发的消息定性为“失事”。

1956年，周恩来也曾对叶挺的儿子叶正大说：当年我们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做的手脚，但是没有证据。

2006年，某报纸发了篇文章，说“四八空难”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制造的。文章称：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王平是军统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得知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要坐飞机时，向南京的顶头上司报告，军统方面安排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执行此次任务。他们派人假装成机修人员，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最终导致空难。隐居台湾多年的杜吉堂在临终前，最终吐露了隐藏多年的真相。

但是，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询问，根本没有发现有“杜吉堂”这个人。其实，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国共会谈期间，彼此行动都是透明的，父亲他们离开重庆，报纸都有公开报道，所谓国民党特务刺探到这条情报是无稽之谈；其二，驾驶飞机的是美国飞虎队员，国民党特务不会有如此胆量，连美国人也害。

所以，“四八空难”应该说还是意外。

不过，此次空难发生后，中共方面当时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以后凡是中共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领陪同。国民党方面也答应了。

比较完整的尸体只3具

2005年，我专门重访父亲当年失事的地方——山西兴县黑茶山，那是座2400米的山。在山脚下的村庄，我找到当年参加寻找飞机的民兵队长张根儿。

老人回忆：那天天气不好，下午两三点钟，有人听到巨大的飞机轰鸣声，然后看见一架飞机沿着黑茶山下的一条大沟，低空飞来，离地面非常近；紧接着是剧烈的爆炸声。飞机失事后，包括机组成员在内的17个人全部罹难，其中除了父亲，还有王若飞、刚刚被释放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叶挺夫人李秀文等。

张根儿记得，当时比较完整的尸体只有3具。因为父亲高度近视，常年戴眼镜，所以3具尸体里面，眼眶附近有一道很深凹痕的那具，被确定为父亲。

他与毛主席的灯灭得最晚

我出生在1940年，与父亲相处只短短几年，在仅存的记忆中，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忙。

我睡觉的时候看不见他，等到我起来了，他又上班了。那时父亲的职务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

编辑工作需要三班倒，所以他睡得晚又起得早。后来有些叔叔阿姨告诉我：在延安有两个人灯灭得最晚，一个是毛主席，一个就是你父亲。

睡前喜爱看文艺小说

父亲在忙工作的闲暇，唯一“奢侈”的爱好，是在临睡前看文艺小说。

如果还有闲暇时间，他就去翻译，那时也没有砖头，就用一块土疙瘩压着放在凳子上，边看边翻译。在这样的简陋条件下，他翻译出了很多著作。

父亲工作累了想休息时，就在窑洞前和我们一群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他一个大人和我们五六个小孩子打成一团，他若是赢了，就会非常开心地“嘎嘎”笑，声音特别大。父亲有一只耳朵不太好，所以说话声音非常大，我就喊他“母鸭子”。

没有兑现的亲情礼物

1946年父亲去参加政协会议离开延安时，答应一回来就送我双红皮鞋。那时，延安有很多从重庆回来的小女孩儿，她们脚上穿的红色皮鞋把我羡慕坏了。4月7日晚，当妈妈告诉我父亲第二天就要回来了，我高兴地在床上跳来跳去。

4月19日，延安举行“四八烈士”公祭活动，有3万多人参加。父亲下葬那天，棺材埋好后，妈妈要我给爸爸磕个头，我死活不干，“给土包包磕什么头啊”，妈妈说里面埋的是父亲，我也不信；后来妈妈打了我，我才勉强跪了 一下，也没有磕头。

2005年时，我重访父亲当年失事的地方，在那里给父亲深深鞠了一躬，也算补上当年那个遗憾吧。

他人评价爸爸是好人

虽然父亲去世得很早，但有一些叔叔阿姨对我们几个孩子一直很好。上世纪50年代，每逢父亲的忌日，如果母亲出差不在家，朱德就经常把我们几个孩子接到中南海，和我们一起吃饭。

有些叔叔阿姨在私下里经常跟我说这样的话：“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

“文革”期间，有一次我去看望受冲击的王胡子（王震）叔叔，陪他散步的时候他说：“小铁啊，你爸爸是好人……”然后就不再说什么了。我也不敢再追问，我想他们也有难言的苦衷。　（注：有些应该用毛主席姓名的地方，也写为“毛主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