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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是一部“集中表现了中国文学和中国艺术以及中国文体的主要特征”的伟大作品，小说从主体上运用的是白话文，同时汲取了文言文和其它多种文体表现形式的营养，尤其是小说中对各种文体的艺术运用，与叙述文字浑然一体，把中国文艺的各种特点融于小说创作的实践中，达到一个近乎极致的境界。透彻理解多种文体在小说中的用意，是打开理解《红楼梦》大门的把重要钥匙，也是享受《红楼梦》所带来的审美愉悦的一条必由之路。
            一、多体并用的特点
            1、创造性
    集诸体于一身，作为《红楼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中国古、近代文学史上是鲜有的。《红楼梦》之前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虽也有诗词谚语等运用其中，但毕竟体式及数量都远逊于《红楼梦》。在这一点上，《红楼梦》可谓是“前无古人”。
            2、丰富性
    《红楼梦》行文中有大量的诗词曲赋，体式上包括诗、词、曲、辞赋、歌谣、对联、匾额、偈、谚、诔文、骈文、赞文、书启、灯谜、酒令等等，形形式式，无所不包，是形成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上涵盖了思想、文体、人物、历史、建筑、园林、礼仪、习俗、哲理、宗教、戏曲、游艺、音乐、美术……方方面面，令人叹为观止；数量上，各种形式文体统计共为225篇。如果我们忽略了覆涵如此丰富的表现形式，《红楼梦》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就这一点上，曹雪芹不但在《红楼梦》中“创建”了“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赐大观名”这一建筑意义上的“大观园”，而且向读者展示了用各种文体构筑而成的文艺意义上的“大观园”。
            3、代言性
    曹雪芹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下了大量的诗词歌赋，除一首自题绝句外，其余诗文都是因应小说故事发展需要，或根据书中人物的不同身份、地位，受各种条件限制而作。无论是黛玉的《葬花吟》，还是薛蟠的《哼哼曲》都是因人而异，极具书中人物之本色。
            4、灵活性
    曹雪芹在运用多种文体的过程中，手法独特，挥洒自如，但并非毫无拘束，随意而作。在何时何处使用何种文体，都因人因事因境而定，体现了很强的灵活性。在抒发人物强烈感情时，多用长诗，如《葬花吟》、《芙蓉诔》等。其中《芙蓉诔》尤为突出，以长诗形式激发出宝玉哀悼晴雯、痛恨黑暗现实交织而成的悲愤难抑的感情，又兼以擅长于表达波澜起伏感情的“骚体”，表达了宝玉对现实社会强烈的不满与抨击；在人物咏物抒怀时，一般采用短诗，如《对月有怀》、《咏柳絮》等；在预示人物命运或表现人物思想性格时，则采用短诗或小巧且“辞欲隐而显”（刘勰《文心雕龙·谐隐》中语）的谜语，如金陵十二钗图册判词、贾政的“砚台”谜等。
            5、艺术性
    《红楼梦》运用多种文体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各种文体作为小说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已经完全熔铸于人物形象和故事之中，对于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隐含地表达思想倾向和艺术地营造意境氛围起到了非常重要且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巧用众体的作用
            1、表达思想倾向
    《红楼梦》中曹雪芹用了各式各样的文体，为的是隐含地表达其思想倾向。曹雪芹生活在由盛转衰的封建末世，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正加紧对人们思想进行严酷的钳制，并大兴文字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无论是对各种腐朽现象和制度的揭露和批判，还是进步理想和主张的提出，都是不允许直接表露的，曹雪芹也就不得不在他的小说中借助各种文体形式，采取曲折迂回的方法表达出来，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曲意表达。在《红楼梦》里，作者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状况，不能畅所欲言，惟有以微词曲笔大字意。例如第1回的《好了歌》，表面上是描写社会常见的情状，反映普遍的社会心理，实际上是作者采取曲折手法来揭露和讽刺当代的太平盛世已经走向衰败。此外，第78回的《芙蓉诔》是作者借歌颂书中人物的高尚品行，来表达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有力抨击，也反映了其横空出世的反抗精神。在写儿女悼亡之情的诔文中，运用了贾谊、嵇康等在政治斗争中遭祸人物的典故，更显出作者“曲径通幽”之匠心。
    其二，反意表达。《红楼梦》里常有“反意”之笔，即表面文字意义与作者本意完全相反的写法。最典型的要数第3回中描述宝玉的两首《西江月》，貌似对宝玉百般嘲贬，“笔笔贬宝玉，人人嘲宝玉，语语谤宝玉”（ 脂砚斋语），实质是对他的褒扬。作者似贬实褒的用笔，一为避时讳；二为通过对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的道学先生眼中的宝玉的刻画，反其意而用之，反映作者的真实意图，即表现宝玉为黑暗俗世所不容的特立独立的叛逆精神。
    其三，隐意表达。利用各种形式达到含而不露、隐意述怀的目的，是曹雪芹的拿手好戏。譬如第4回作者采用“谚语口碑”形式，明写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显赫与奢华，却以一句“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暗寓极盛过后的极衰。其中“雪”隐喻“薛家”，
又隐寓着“落落大方，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凉结局，可谓一箭双雕。另外，这道貌岸然出自于百姓之口的“护官符”还间接揭示了官官相护、徇私枉法的黑暗封建吏治现实。像这样隐含丰富思想内涵的例子在书中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
            2、展开故事情节
    《红楼梦》故事情节繁复，整体结构庞大，为了使故事情节繁而不乱，整体结构大而不散，作者在行文中安置各式能够发挥不同功能、并能装载丰富内涵的文体。
            （1）谶语预示 
    与曹雪芹同时代人明义所作的《题红楼梦》绝句云：“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如。”其实“似谶成真”又何止于此。《红楼梦》大至故事始末的粗略概括，小至重要人物命运的细致安排都有相应的谶语预示，而且往往是运用诗词曲赋，灯谜酒令等形式装载。
    在全局构思上，第1回小说进入正文之后癞头和尚之偈语，就是借预示甄士隐一家不幸命运来浓缩整个贾府由盛至衰的过程。诗中所说的佳节元宵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甄家元宵后遭祸变，而贾府则是在荣国府庆元宵之后逐渐走向衰落。因而此诗既是全书的引子，又是全书结局之预示。
    在人物命运的安排上，诗词曲赋方面有《金陵十二钗判词》及《红楼梦十二支曲》，预示金陵十二钗之命运；在灯谜方面，“爆竹”和“算盘”分别预示元春猝死的结局和迎春嫁后境况；酒令方面，暗寓人物思想性格和命运前景的酒令也不着痕迹地成为谶语载体。
            （2）穿插串联 
    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节中，作者通过匾额、对联的穿插运用，自然而有序地串联并展现“大观园”这一梦中之园的各处园林景观，令这一段文字如行云流水般流畅，且充满了诗情画意，也使读者对“大观园”有了初步印象。继而又在“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一节中借元妃及贾府公子小姐们游赏大观园时的应景题诗11首，描绘了大观园奇秀无比的景色，进一步加深读者的印象。
            （3）照应关合 
    秦可卿预言“三春过后诸芳尽”，元、迎、探“三春”的命运结局都在其后三人所制的灯谜与所掣的酒令中相互呼应；《金陵十二钗图册判词》与《红楼梦十二支曲》相互应合；宝玉歌颂林四娘英勇重义的《词》与紧接下来讴歌晴雯知己深义的《芙蓉诔》相互关联，形成小说文字前后照应，彼此关合、浑然一体的格局。
            3、塑造人物形象
　　文学泰斗巴金曾说过，“一部优秀作品的标志，是能够给读者留下一两个教人掩卷不忘的人物形象”，从这个角度上，《红楼梦》堪称是我国古典小说之林中最优秀的，因为它有着一群而不只一个教人掩卷不忘的人物形象，而且不只是掩卷不忘，简直是个个熠熠生辉，个个维妙维肖。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境界，是因为作者运用诗词这一重要艺术手段成功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
            （1）量“人”裁“诗”，展现人物个性特征。

诗歌作为一种表情达意，充满作者性灵的文学样式，受到创作者的世界观、个性及气质限制，是“一个完满自足的有机整体”（黑格尔语）。正如量体裁衣，才能合身一样，作者按照所要塑造人物的不同身份、地信、性格、气质等，为他们度身订做出合体的诗词，真正做到“诗如其人”。无论是主要人物：宝玉之反叛与多情，黛玉之孤清与脱胎换骨，宝钗之雍容与含苞欲放；还是次要人物：妙玉的孤僻傲世、李纨的枯槁清淡、薛蟠的愚顽庸俗，都能在其诗作中一一得到印证。作为曹雪芹笔下的宠儿，林黛玉是书中作诗数量最多、水平最高的人物。从第17回大观园题诗中初露诗才，到第76回在凹晶馆与湘云联句，林黛玉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不同心境中写下一脉相承的诗词：《哭花阴》、《葬花吟》、《螃蟹咏》、《秋窗风雨夕》、《五美吟》、《桃花行》、《柳絮词》等，可谓字字珠玑、句句血泪、篇篇动人。这些诗词完全熔铸在林黛玉这一形象之中，一个容貌超群、才情绝世、多愁善感、风流别致而又孤标傲世的封建贵族小姐便跃然纸上。曹雪芹擅于以诗立人，林黛玉无疑是最典型、最全面而又最具欣赏性的一个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林黛玉是一个“诗化”了的人物。           

对于出场不多却极具代表性的薛蟠，作者只用一首短小的《哼哼曲》，就充分表现出了这个纨袴子弟的粗俗可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由此可见，曹雪芹笔下人物所作的诗无一不是他们禀性之流露、阅历之观照。

            （2）同“题”异“诗”，揭示人物内心世界。

作者通过第37、38、74回把具有代表性的海棠、菊花、螃蟹、柳絮作为咏物，以同一诗题、不同诗作来揭示人物，尤其是宝、黛、钗三人内心深处的、最微妙的世界。           

扬雄在《法言·问神》中说：“言，心声也。”曹雪芹深谙“言为心声”之理，故把几个人物置于同一环境，使他们面对同一命题，以诗代言，吐露心声。这样一来，人物各自不同的思想性格、品质情操也就表露无遗。以咏海棠诗为例，一句“淡极始知花更艳”使宝钗虚与世故的性格浮出水面，而一句“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则体现了黛玉高洁无尘的品格。这样一对比，两人截然不同的内心世界就自然而然地凸现了出来。           

宝黛二人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爱情在诗社吟咏中得到充分显现。咏海棠，黛玉的“碾冰为土玉为盆”和宝玉的“捧心西子玉为魂”是两人心灵交会的见证；咏螃蟹，宝玉的“横行公子却无肠”与黛玉的“铁甲长戈死未亡”是两人同气相投的反映。

通过同“题”异“诗”，折射出符合各自个性特点的人物心态，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逼真。

               4、营造意境氛围           

     （1）三境合一，营造意境           

战国公孙尼（一说汉代刘德）在《乐记·乐本篇》中说：“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曹雪芹善于将天然的物境、特定的情境、人为的心境合而为一，并通过一首切情切景的诗词点化开来，营造出情景交融、感人至深的意境。如第45回“风雨夕闷制风雨词”一节，就非常完整地体现了这一创作技巧。文中写黛玉卧病潇湘馆，正值秋夕风雨，有感而作《秋窗风雨夕》。此时“秋霖脉脉、雨滴竹梢”，一派凄凉景象是天然的物境；黛玉偶阅《乐府杂稿》、《秋闺怨》与《别离怨》而引发思潮，是特定的情景；黛玉倍感凄凉寂寞是人为的心境，这三境融合，便孕育出《秋窗风雨夕》一诗，而此诗又反过来深化了三境，从而达到一种“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意境，令人感受到一个弱女子正值有形的秋风秋雨之夜，在无形的秋风秋雨——封建重压下因无力抗争而发出的无尽哀怨。第27回“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一节中《葬花词》的运用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2）以盛写衰，渲染氛围           

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红楼梦》中写贾府盛事之处不少，如第50回写大观园群芳在芦雪庭欣赏新雪、烤吃鹿肉一段，就异常热闹，十分有趣。众人即景联句，更是锦上添花，兴味盎然。你一句我一句创作联句诗的基调是欢快而享乐的，其中还有若干“颂圣”的句子，如“年稔府梁饶”、“凭诗祝舜尧”等等，简直是“称功颂德”之作。其实作者写这场“赏心乐事”、唱这首“欢乐颂”，渲染着“极盛世”之氛围，为的是反衬将来这一家族的“极衰”，以乐写哀，以盛写衰，其反差越大，必越能震撼人心。在书中第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也可找到同样的例子。

            三、众体并用的审美价值           

首先，在审美原则上，用真与假、虚与实交错的手法，令读者从中分辩美与丑、善与恶。《红楼梦》中有一寓意深远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作者在多体并用时也力图诠释这一要义。比如描写宝玉的两首《西江月》：“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度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和“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高粱：莫学此儿形状！”是用一种假象“迷惑”读者，然而这种假象却是真实的，在真与假的变幻中，读者如能下工夫细细品味，便可知作者真正的目的是褒扬宝玉的美与善。

其次，在审美视觉上，用由内向外，以小见大的写法，引领读者通过人物个体，认清广阔的现实世界。比如《红楼梦》中多次描写的同题作诗场景，是把人物主体的内在思想与他对外部事物产生的人生体验，以诗词的形式反映出来，以小寓大，使读者通过诗词所折射出来的人生观及精神世界，来认清滋生这些意识观念的土壤——广阔的现实世界。

再次，在审美特征上，采用含蓄手法，给予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曹雪芹将原本属于中国传统诗歌特点的含蓄手法应用在小说中，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关于黛玉相貌的描写，曹雪芹只用了五个排句，可谓惜墨如金。这五个排句没有把黛玉之美具体化，而是把黛玉之神韵、风骨、气质简约化，点到即止，给人以若隐若现，若即若离之感，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一如中国写意画“留白”之妙用，充分调动读者无穷的想像力，与作者共同创造人物，从而获得互动式的审美享受。           

最后，在审美效应上，激发读者积极思考和解读的热情，并带出不同层面的阅读效果。自《红楼梦》诞生以来，关于这部书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它具有异乎寻常的广博性与复杂性。而这种性质不仅是激发不同层次读者不断积极思考、进行探索和解读的催化剂，也是产生各种不同层面阅读效果的原动力。

如果将《红楼梦》比喻为一座奇丽无比的大花苑，那么融于其中的各种文体就是朵朵奇葩，呈放着异彩，流溢着馨香，并历久不衰，散发着永恒的艺术魅力，让那些徜徉者陶醉不已、乐而忘返。

［参考文献］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楼梦网）；
            冯其庸《我是怎样研究红楼梦的》（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0月）；
            李希凡《红学与中国文化》（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5月）；
            王  蒙《红楼梦笔记》（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