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集传》对《诗经》训释之特色
朱熹《诗集传》对《诗经》的注释既不同于前代汉学家，也不同于宋代宋学家。与前代相比，《诗集传》具有鲜明的变革创新精神；体现出明白晓畅、浅近易懂的语言风格以及网罗古今、博采众长、自创新解的训释特色。遍观《诗集传》，所引之书，经史子集均有；所采之说，汉宋两家皆存，不愧为集大成之作。无论是解诗旨、释字词，还是串讲文义，都能既尊重故训，又能不薄时人，做到博览慎取，择善而从，并多有创见。

朱熹以其理学家的思辨思想、文学家的独特眼光对《诗经》进行了数十年的潜心研究，使其诗注与前代相比，具有鲜明的变革创新精神，体现出明白晓畅、浅近易懂的语言风格以及网罗古今、博采众长、自创新解的训释特色。遍观《诗集传》，所引之书，经史子集均有；所采之说，汉宋两家皆存，不愧为集大成之作。无论是解诗旨、释字词，还是串讲文义，都能既尊重故训，又能不薄时人，做到博览慎取，择善而从，并多有创见。认识朱熹诗注的这一训释特色，对我们的古书注释工作不无启迪，也利于我们撇开汉宋门户之见，客观公允地评价朱熹的训诂。一、融会前代各家之说从汉至唐，《诗经》学经历了数百年历史。汉代诗分四家。今文三家，鲁诗源于申公；齐诗源于辕固生；韩诗源于燕韩婴。三家诗于汉武帝时皆已立于学官。古文仅毛诗一家，相传为河间献王所献。齐诗，魏时已亡；鲁诗亡于西晋“永嘉之乱”；韩诗今只传《外传》，《内传》亦早亡佚。毛诗于《毛传》之外，又有诗大序、小序。东汉古文学代替今文学，毛诗独尊。东汉末，郑玄混合古今文家法，本毛诗，兼采三家，撰《诗笺》，后世多宗。至此，唯古文《毛传》、《郑笺》独行于世。到唐代，孔颖达奉敕，遵守“疏不破注”的原则，作《毛诗正义》，申说毛郑，形成了传、序、笺、疏四位一体的汉学《诗经》体系。

前代诗注家法甚严，汉代《诗经》尽管有四家之多，但都各自笃信师说，恪守家法。唯郑玄作《笺》时能引今文诗人毛诗，成为汉学《诗经》的集大成者。孔《疏》基本上趋于僵化，禁锢了《诗经》研究者的思想。正如朱熹所言：“诗自齐鲁韩氏之说不传，而天下之学者，尽宗毛氏，毛氏之学，传者亦众，而王述之类，今皆不存，则推衍毛说者，又独郑氏之《笺》而已。唐初诸儒为作疏义，因讹踵陋，百千万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区域。”

朱熹认识到了这种局限，并在实践中将之打破，使“《集传》训诂多用毛郑”，兼采三家。在宋代《诗经》学兴起之初，就有人开始利用三家诗考证毛郑之非。如《广川诗故》“据毛氏，以考证于三家”，王应麟也曾辑《诗考》。朱熹在《诗集传》中采用了不少三家诗说法。具体情况有如下几类：

朱熹、郑玄皆采三家，与《毛传》异

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考，《郑笺》引三家诗以韩诗为多。朱熹《诗集传》亦然。朱郑相合者，韩诗为最。如：

《鹑之奔奔》“鹑之奔奔，鹊之疆疆。”毛传：“鹑则奔奔，鹊则疆疆然。”郑笺：“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飞则相随之貌。”韩诗：“奔奔疆疆，乘匹之貌。”朱注：“奔奔疆疆，居有常匹，飞则相随之貌。”

《相鼠》“相鼠有齿，人而无止。”毛传：“止，所止息也。”郑笺：“止，容止。《孝经》曰，容止可观。无止，则虽居尊，无礼节也。”韩诗：“止，节也。无礼节也。”朱注：“止，容止也。”

《小雅车攻》“东有甫草，驾言行狩。”毛传：“甫，大也。”郑笺：“甫草，甫田之草也。”韩诗作“东有圃草。”郑笺甫田之训实本韩诗“圃草”。朱注：“甫草，甫田也……此章指言将往狩于圃田也。”

《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毛传：“玄鸟，配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娥氏之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此为古文说，以简狄于春分燕至时，与帝祈于郊，因而生契。郑笺：“降，下也。天使岛乙下而生商者，谓岛乙遗卵。娥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此为今文说，以简狄吞燕卵而生契。朱注：“玄鸟，也。春分，玄鸟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简狄祈于郊襟，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朱熹在此杂糅了今古文二说。但因同意郑氏“简狄吞卵而生契”，实采今文说。朱熹直接采用三家诗

《周南关雎》首章注引汉匡衡语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化之端也。”按：汉匡衡学齐诗。

《邶柏舟》首章注引刘向《列女传》：“以此为妇人之诗。”朱熹以此为基础，又考“其辞气卑顺柔弱，且居变风之首，而与下篇相类，岂亦庄姜之诗也欤”按：刘向学鲁诗。《小雅宾之初筵》末“毛氏序曰，卫武公刺幽王也。韩氏序日，卫武公饮酒悔过也。今按此诗意与《大雅抑》戒相类，必武公自悔之作，当从韩义。”

朱熹“间用三家”的原因是“以毛郑不惬于心，间采三家裨补其义”。王应麟高度评价了朱熹吸收三家诗的做法：

诸儒说诗，一以毛郑为宗，未有参考三家

者。独朱文公集传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言

《关睢》则取匡衡；《柏舟》妇人之诗，则取刘向；

笙诗有声无辞，则取《仪礼》；“上天甚神”，则取

《战国策》；“何以恤我”，则取《左氏传》；《抑》，

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则取《国

语》；“陟降庭止”，则取《汉书注》；《宾之初筵》

饮酒悔过，则取《韩诗序》；“不可休思”、“是用

不就”、“彼岨者岐”，皆从韩诗；“禹敷下土方”

又证诸楚辞。一洗末师专已守残之陋。

二、广泛吸收宋代研究成果宋代理学家尊孔读经，《诗经》作为五经之一，当然受到重视。因此，程子曰：“学者不可以不看诗，看诗便使人长一格。”汉唐几代都把《诗经》作为儒学的载道工具，宋代要把它纳入新儒家——理学的轨道，就需进行重新认识。再者，《诗经》的文学性被逐步认识，需要恢复其文学真面目。

北宋《诗经》学的主要任务，是破除《毛诗正义》长期独尊造成的障碍。宋初学者“守故训而不凿”，庆历以后，学风一变，理学家的怀疑和思辨精神促使《诗经》学发生变革。欧阳修著《毛诗本义》，辩诘毛郑，断以己意，力反东汉以来治诗旧习；苏辙继起，作《诗集传》始攻毛序，仅存录首句；王安石撰《诗经新义》“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南宋初年，郑樵著《诗辨妄》，攻击毛诗序；王质《诗总闻》设十闻之例，“别出心裁”，“务造幽深”。

北宋和南宋初年《诗经》学的发展，为集传体性质著作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吕祖谦所作《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所著《诗集传》，成为集注性质著作的代表。《诗集传》由于能吸收汉学《诗经》的研究成果，而不完全否定，又能融会宋学《诗经》的合理成分，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切实研究，而成为宋代《诗经》学的集大成之作。对宋代宋学《诗经》的征引

宋学《诗经》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二程”、张载等。朱熹在诗义的说解上，多采用他们的说法。如《小雅鹤鸣》二章注：“程子曰，玉之温润，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厉，天下之至恶也。然两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之为器，得以成焉。犹君子之与小人处也，横逆侵加，然后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而义理生焉，道德成焉。”

《召南》末亦引程子语：“天下之治，正家为先。天下之家正，则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陈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国至于乡党皆用之。自朝廷至于委巷，莫不讴吟讽诵，所以风化天下。”

《豳七月》末章注：“张子曰，此章见民忠爱其君之甚，既劝趋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毕场功，杀羊以献于公，举酒而祝其寿也。”

《大雅生民》首章注引张子语曰：“天地之始，固未尝先有人也。则人固有化而生者矣。盖天地之气生之也。”

书中除引“二程”、张载之说外，还引苏氏、郑氏、胡氏、杨氏等十余家之说。朱熹常借他们之口解释诗义，宣扬理学思想。对宋代汉学《诗经》的继承

宋代汉学《诗经》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吕祖谦、范处义等人。与宋代宋学《诗经》相比，他们的势力相当薄弱，其共同特点是继承毛郑故训，笃信毛诗序。朱熹对宋代汉学《诗经》的继承偏重字词训诂，同时也有诗义的说解。

《吕氏东塾读诗记》是宋代汉学《诗经》的代表作。它“宗毛氏以立训，考注疏以纂言，翦缀诸家”。因吕、朱“交最契，其初论诗亦最合”，故吕氏常引朱熹少时诗说。朱熹也认识到吕书“取毛郑为众，折衷众说，于名物训诂最为详细”的优点，因此在《诗集传》中屡引其说，使二书互为辅翼。

范处义有《诗补传》，笃尊毛序，杂采群书，“文义有阙，补以史传；训诂有阙，补以《说文》《篇韵》”。朱熹在《诗集传》中引范氏语者也很多，如《卫河广》、《王中谷有蕹》等。

朱熹能够打破汉宋界限，吸收汉宋各派的研究成果，这是十分难得的。例如，朱熹《新诗集》的《小雅雨无正》末注、《小雅出车》末章注，引用的是欧阳修的；《小雅小曼》末注，引用的是苏辙的；《小雅信南山》首章注，引用的是刘彝的；《小雅车攻》七章注，引用的是张载的；《小雅湛露》四章注，引用的是曾巩的。除此之外，朱熹还吸收了范处义、刘安世、杨时、胡寅、陈鹏飞、李樗、吕祖谦、陆佃、王安石、董迪等人的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诗集传》广泛吸收前代和当代的研究成果，所引书籍、他人之说比比皆是，或作为申说的依据，或直接采用，真可谓是网罗古今、融会诸说的集大成之作。朱熹能从高于前代和同代人的角度广泛吸收，是基于他理学家的思辨思想、广博的学术修养以及对《诗经》前后数十年的潜心研究。

朱熹注诗决不是对诸家解说的简单罗列，也不是对诸家之说的混合杂糅。他对诸家诗说的选择有其严格的标准。对诗义的说解必须以可信的字词训诂为基础，宁阙不断；诗义要符合其理学思想；要符合诗文本身。在整体上做到多而不乱，形成自己的观点和体系，虽“兼总众说”，但“融会通彻，浑然若出于一家之言”。正是由于朱熹注诗，能不拘于门户之见，不囿于家法，广泛吸收前代的研究遗产和宋代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诗集传》成为网罗古今、融会贯通的集大成之作，在《诗经》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